近日，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和财政部联合公布了《2021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

《公报》显示，2021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为27956.3亿元，比上年增长14.6%。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为1817.0亿元，比上年增长23.9%，其占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的比重（6.5%）达到历史新高。

近日，行业内普遍认为全球经济即将迎来寒冬，因此在宏观大周期面前，各国和各行业都在削减市场资金投入，但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仍保持较快增长，这背后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对我国科研创新有何现实意义？为了解答这一疑惑，动脉橙果局对《公报》做了深度分析，并总结了三大看点。

R&D经费和基础研究经费创新高，科研向质量创新转型

先看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公报》显示，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总量为27956.3亿元，稳居世界第二。

2016-2021年，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年均增长12.3%，连续6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而在这6年里，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增速也明显高于美国、韩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由此可见，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总体上呈大体量和高增长两大显著特点。

再看基础研究经费，《公报》显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为1817.0亿元，在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中所占的比重为6.5%，比去年大幅提升0.49个百分点，达到历史新高。

科研投入大幅增长的背后，究竟有何底层原因呢？

首先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这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在于对原始创新技术的关注。

当前，我国已经跨过了在传统商业模式下，以“国产替代”为主旋律的创业时代，低垂的“苹果”已经摘得差不多了，未来更多的机会必定是留给那些，真正具有原始创新技术且能满足临床需求的创新型企业。因此，在研发投入上，相比于以往要更有诚意。

其次再说基础研究经费，其主体主要聚焦于高校。

《公报》显示，2021年全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为904.5亿元，比上年增长24.8%，对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增长的贡献率高达51.3%。那么，高校与基础研究是如何结合的呢？

据悉，我国60%以上的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和30%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都是由高校牵头建设。

而在研发资金方面，高校拥有政府拨款、项目基金、企业投资和成果转化营收等多种渠道；在研发设备方面，教授既可以依托于高校的重点实验室，也可以借助合作企业的先进实验设备或者从企业获得宝贵的数据。近十年来，高校获得了全部11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中的10项、全部技术发明奖中的72%。

那么为什么是高校呢？其主要有两点原因。

一是从源头来看，高校教授相比于医生、科研人员有更多的自由性，不会被日常工作所捆绑。另外，由于培养体系的不同，高校教授的复合性能力更强，因而更能够应对和解决在科研之中面临的各种难题。

二是从市场资源方面来看，相较于以临床为重心的医疗中心和以研究为主导的科研机构，高校拥有更多面向市场的核心能力，这主要体现在其更加市场化的成果转化体系以及丰富多元化的市场资源。

政策升级，巩固企业研发投入的主体地位

《公报》显示，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占全国的比重为76.9%，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政府属研究机构、高校和企业三大执行主体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分别为3717.9亿元、2180.5亿元和21504.1亿元。

由此可见，企业进一步稳固了研发经费投入的主体地位。那么，企业是如何做到的呢？

当然，原因众多，例如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科技人才的涌入等，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即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新政策。

众所周知，企业的研发力量直接决定了其竞争能力和发展前景，但新冠疫情爆发后，受下游需求减少、物流不畅等因素影响，企业经营状况不容乐观。而且随着研发投入的增长，生产和经营成本不断上涨，大部分企业在近年来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

为了化解企业面临的困境，202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例由75%提高到100%。

简而言之，在新政策下，企业每投入100万元研发费用，就能够在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200万元，相比75%的扣除比例而言，100%的扣除比例相当于企业在税前可以多扣除25万元。

这在鼓励企业创新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成本。据悉，2021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中，享受加计扣除政策企业占比达58.4%。事实上，这一新政策的出台，让企业更加有底气的加大对科研创新的投入，引导企业生产要素向创新领域流动。

以医药制造业为例，《公报》显示，医药制造业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和投入强度分别为942.4亿元和3.19%，分别是制造业的第六名和第三名。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2020年，医药制造业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和投入强度分别增加157.8亿元和0.06%，其增幅远超其他制造业。

那么，医药制造业为何会异军突起呢？

第一个原因：新冠肺炎疫情促进了医药研发和医疗器械革新。

在药物研发方面，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研制疫苗、治疗药物等赛道保持火热，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竞争力，便争先投入大量经费研发新产品和创新药。

据悉，截止2021年4月26日，有2519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研发投入状况，从经费投入强度来看，前6名均为医药制造业公司。

在医疗器械革新方面，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国内外对防疫物资的需求激增，长时间供不应求。后来随着全民健康防护意识的提升，对口罩等防护用品的防护等级和新冠病毒快速检测技术的效率及便捷程度也要求更高，因此各大企业开始加大对医疗器械革新的投入。

另外，面向国外市场，我国各类高质量的抗疫耗材和药品出口不断增加，这也促进了我国医药制造业的研发创新。

第二个原因：医药创新的必然结果。

研发能力直接决定了医药企业的生存发展。

由于我国医药行业起步晚，导致医药企业的研发能力薄弱、模式不够成熟，在国际竞争中缺乏利润空间。据悉，我国大部分医药企业的研发强度低于10%，即每10元盈利中只有不到1元用于研发。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我国医药企业开始加大研发经费的投入，不再聚焦于投入少、研发时间短的低附加值的仿制药，而是开始攻关其他高附加值的创新药，且成果显著。

东部地区化身“领头雁”，中、西部地区追随跻身“千亿省份”行列

《公报》显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分别为18928.1亿元、5346.4亿元和3681.8亿元，东部地区的头部效应愈发显现。

那么，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研发投入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呢？

这还得从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背景谈起。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由来已久，在东部沿海地区得天独厚的创新基础设施、资金、人才和自然资源的共同作用下，直接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呈现“东富西贫”的特点，各地区的财政收入亦是如此。财政收入的不同，必然导致财政科技支出的差距，即研发投入的差距。

那么，东部地区的发展到底为什么好呢？

以上海为例，首先，科技创业拉动早期投资。院士、教授等科研人员纷纷开始创办企业，促进成果转化。据悉，上海13%的“硬科技”企业由高校、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或学生创办，其中中科院、复旦、上海交大和上海科技大学的创业者是获得早期风投的科技成果转化主力军。

其次，充分融合“科技 金融”。上海的资本赋能科技成果转化优势明显，据悉2021年274家企业获得290次融资，企业数量与融资次数均排名全国第一。

最后，优化支持政策环境。上海率先开展了高校专利申请权和专有技术纳入成果转化个人所得税减免范围、利用科研横向项目经费结余通过出资方式支持科技成果转化活动等试点工作。

此外，《公报》显示，目前我国有11个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超千亿元的省份，中、西部地区有5个。

这说明，虽然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事实很难改变，但是中、西部地区也在不断追赶和进步。

以今年刚跻身“千亿省份”行列的安徽为例，据悉，目前安徽已成为中部6省中上市公司实力最强的“领头羊”，共有175家上市公司，其总市值近2.5万亿元。

那么，安徽是如何逆袭为科技创新“优等生”的呢？

首先是政府大力支持科技公司。例如2008年，合肥市在年度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大手笔支持并引入了京东方建设显示面板产线，从而开创了政府领投、社会资本参与的新型投融资模式。

从此之后，安徽继续眼光独到地投资了蔚来、长鑫存储等重点项目。据悉，京东方带动了安徽上下游数千亿元的产值，蔚来的股价也自2019年的低点到2021年最高时上扬了60倍。

其次是加强自主创新。自2008年开始，安徽开始建设“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创新型省份”和“国家创新中心”等，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到2018年，安徽共有高新技术企业5403家，申请专利58671项，授权专利33830项，创新能力连续7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

最后建设合肥都市圈。自2016年开始，合肥开始向“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靠拢。很多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都在合肥扎根，并依靠江、浙、沪等的资源优势，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之后，又向淮南市、六安市、滁州市和芜湖市等周边城市释放创新能力，从而带动了安徽的科技创新。

写在最后

透过《公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全社会研发投入的持续增长，我国正在摆脱科技创新跟踪者的角色，稳步向自主创新型国家迈进。

但是同时也要看到，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研发投入依然不足。

从《公报》公布的数据来看，在投入规模方面，虽然我国研发经费规模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位，但这个投入总量却仅相当于美国的一半。

在投入强度方面，虽然我国超过了法国和荷兰等创新型国家，但是仍低于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

在基础研究经费方面，虽然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比（6.5%）明显提升，但是依旧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家的基础经费占比（12%-23%）。

“知不足而后进”。那么，面对我国研发投入不足的现状，是否只要加大研发投入就足够了呢？投入多，回报就一定丰吗？

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们也必须考虑研发效果和研发投入的分配。

研发的最终归宿是市场，科研创新本质上还是促进经济增长，所以如果一项技术不符合市场需求或者市场变现价值低，那么就无法满足研发投入的目的。

那么，如何去识别技术成果的价值呢？

这要求我们建立一套研发投入的评估机制，这既包括对科研成果的评估，也包括对其市场价值的评估，这样一来，我们便可以快速锁定那些有价值的科研成果，针对性地加大研发投入。

对于那些价值不足或者研发时间长的技术成果，我们可以考虑降低研发投入和依据研发阶段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