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绿色中国》杂志
进入20世纪之后，农业工业化的历史之轮，让古老的朱鹮遭遇空前的生存危机。
1963年，前苏联境内最后一只朱鹮在哈桑湖灭绝。
1979年，朱鹮在朝鲜半岛销声匿迹。
1967年，日本在新县佐渡岛建立了朱鹮保护中心，但是野生朱鹮在保护中心产的卵很多不受精，不能孵化。
1980年，日本境内朱鹮仅剩下5只。日本政府将仅存的5只野生朱鹮全部捕获，进行人工繁育，结果失败。
2003年，最后一只朱鹮死亡，日本本土朱鹮绝迹。
就在日本对拯救朱鹮几乎绝望时，中国的科学家1981年在秦岭南麓的陕西洋县境内，找到被认为在自然界已经灭绝了的最后7只朱鹮。近40年来，在国家林草局等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据不完全统计，全球朱鹮种群数量已由1981年发现时的7只，扩展到现在的5000余只，其中中国境内4400只，陕西境内4100只，种群数量呈现倒金字塔增长。
早在2001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就将朱鹮的受胁等级由极危降为濒危，随着朱鹮野生种群数量稳步上升，相关专家建议将朱鹮的受胁等级从濒危降至易危,但丁长青教授认为，朱鹮的野生种群只有在洋县的这一个，从这一点来说，朱鹮仍处在濒危状态。在他的坚持下，IUCN红色名录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仍将朱鹮的受胁等级列为濒危。
丁长青说，与当年亟待恢复朱鹮数量以避免种群灭绝不同，现阶段，只有使各个再引入种群可自我维持并稳定发展，才能使朱鹮从根本上摆脱濒危状态。
朱鹮 何天虎 摄
朱鹮从发现到保护 处处彰显中国力量
丁长青介绍，野生朱鹮的发现，离不开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离不开科研人员和保护区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离不开当地老百姓的艰辛付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苏联、日本、朝鲜等地不断传来朱鹮灭绝的消息，全世界把拯救朱鹮的希望寄托于中国。临危受命，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鸟类专家刘荫增组成“中国朱鹮专题考察队”，开始了艰难的朱鹮寻觅之路。考察队沿着曾经有朱鹮分布的河北燕山、河南中条山、山西吕梁山、安徽大别山、辽宁千山山脉等地细致搜寻，遍及14个省份，历时3年，行程5万多公里，一路千辛万苦却未能见到朱鹮踪迹。
1981年5月初，朱鹮专题考察队第3次进驻汉中地区的洋县，这是复查计划中需要详细全面、实地勘察的重点县。洋县县城位于汉中盆地东缘的汉水北岸，海拔500米左右，背靠秦岭，面向巴山，山川形胜，沃野平畴。考察队来到洋县后，首先开展广泛的宣传。他们除在县电影院电影放映前插映朱鹮幻灯片外，考察小组每到一个村，还不厌其烦地把朱鹮幻灯片放给村民看，发动群众协助寻找，请提供线索;并承诺如果谁提供一条有价值的线索，就奖励谁100元钱。一个群众性寻找朱鹮的热潮出现了。
1981年5月中旬的一天，洋县纸坊乡孤魂庙村的何丑旦与何天顺看了关于朱鹮的幻灯片后说：“这片子上的朱鹮，不就是咱们在四郎、八里关一带见过的红鹤吗?”。
几天后，刘荫增看到他俩找到的几根朱鹮羽毛时，立即决定随何丑旦、何天顺二人向秦岭中山区进发。
果然，在海拔1100米的姚家沟，考察队在一株百年青冈树上发现了一窝3只朱鹮，随后又在不远处发现了4只朱鹮，总计4大3小7只朱鹮。这一发现立刻轰动全球。
姚家沟位于两座高山之间，狭长的山沟中住了7户人家，开垦了少量水田。这是一处适合朱鹮生存的所在。作为一种与人类伴生的鸟类，朱鹮在水田间觅食，村舍边筑巢。
在姚家沟发现的朱鹮种群后来被命名为“秦岭一号”。
7只生活在秦岭深山的朱鹮带来了拯救这一极濒危物种的希望，该如何保护并复壮朱鹮种群?
因有日本笼养繁衍“易地保护”失败的先例，捕捉朱鹮进行人工保护繁殖、易地保护被否决，原栖息地保护加上易地保护“两条腿”走路方案得到各方认可。洋县林业局抽调路宝忠、王跃进、陈有平、赵志厚4名青年职工组成保护小组，协助刘荫增昼夜跟踪保护这7只朱鹮。“秦岭一号朱鹮群体临时保护站”成了姚家沟的“第8户人家”。
丁长青说，朱鹮保护初期，种群数量极低，工作条件非常艰苦。
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分会副理事长、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科技委员会委员、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丁长青
为保护朱鹮，洋县人民作出了巨大牺牲，朱鹮活动区狩猎行为被严禁了，砍伐树木行为被禁止了，化肥农药不准再使用了，开荒、放炮等会惊扰朱鹮的行为也都被列入了禁止范围。
洋县组织起了1支朱鹮护鸟队，朱鹮飞到哪里，队员就根据无线电定位系统，骑着摩托车追到哪里。晚上，朱鹮栖息在树上，队员就在树下就地入睡，就这样一刻不离地保护着珍贵的朱鹮。
他们帮朱鹮驱赶天敌，投喂食物，救护伤鸟，甚至在巢下拉起网子，防止幼鸟掉落。尽管保护者们想尽一切办法降低朱鹮伤亡风险，但是在最初的几年中，成果并不明显。到1990年，中国野生朱鹮数量仍然只有9只。
在1989年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朱鹮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朱鹮的濒危等级定为极危，灭绝风险极大。
要想尽快提升朱鹮种群数量，办法只有一个，让它们多生。保护者们选择就地保护野外种群和人工繁育建立人工种群双管齐下。上世纪末，日本朱鹮极度濒危，但直到2003年最后一只土生土长的朱鹮“阿金”死亡，日本也未能破解人工繁育难题，人工圈养的朱鹮没能成功繁育出一只后代。中国的研究人员成功解决了这一问题。1989年，北京动物园首次成功完成人工饲养、人工孵化和人工育雏全过程。1995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成功完成朱鹮人工繁育。
得益于多种保护措施，朱鹮种群数量从1993年后开始明显增加，分布范围扩大。从2004年开始，野生朱鹮每年成功繁育幼鸟数量突破100只大关，2011年以来这个数字增长了一倍。
朱鹮从“发现”，到“保护”、“繁衍”、“复兴”，中国团队奋力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拯救濒危物种的盛世华章，创建出生态保护事业的经典范例。
丁长青认为，近40年的朱鹮种群发展已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极危物种小种群拯救阶段(1981-1990)，野生朱鹮繁殖地从1处增加到3处，朱鹮存活数量维持在20只以内。第二阶段是极危物种保护阶段(1991-1999)，野外保护与人工饲养同步，野生朱鹮繁殖地由3处增加到8处，海拔降至700米，朱鹮存活数量维持在20—40只。第三阶段， 濒危物种保护及再引入试验阶(2000-2011)，新世纪以来，进入朱鹮种群加速复壮阶段，随着全面保护和生态修复，秦岭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人工饲养和野化放飞在中日韩逐步开展，野外朱鹮繁殖地由8处增加到547处，野生朱鹮种群数量达到2600余只。
目前应该进入“在朱鹮的历史分布区重建可自我维持的野生种群”的再引入阶段。目前我国正在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体到朱鹮，应该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朱鹮”。朱鹮是东亚物种，我们共同的目标是“让朱鹮重新飞翔在东亚大地上”。这就要求从科学的角度对朱鹮保护进行成果凝练和技术集成。只有这样，才能指导国内濒危物种保护，同时向世界上展示有理论依据、国际认可的“中国智慧”。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高级工程师、宣传教育科科长张跃明
朱鹮保护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科学研究的标杆
丁长青表示，朱鹮保护历经科学家、林草人、基层干部群众几代人的孜孜探索，其中有些人已经故去。丁长青是从1997年开始关注朱鹮的，他自1999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起正式开展研究。
丁长青说：“我算比较幸运的，当时朱鹮数量已经超过50只，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我主要针对野生种群就地保护开展研究。”
从1999年开始至今，丁长青连续获得7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都是朱鹮保护研究内容。他研究项目的内容都是针对朱鹮保护工作当时面临的最主要的问题开展的。例如第一个项目是通过无线电遥测技术了解朱鹮的活动范围、活动规律和栖息地选择。第二个项目是朱鹮栖息地的环境污染调查及保护对策，进而提出并促成了“朱鹮有机稻米”项目。另外还有遗传多样性研究、种群扩散研究、再引入地点选择、性别分配等项目。他目前正在执行的项目是繁殖密度和栖息地质量对朱鹮野生种群扩散的影响机制及保护对策研究。
朱鹮保护区的主要战略是“两手齐抓”
张跃明高工介绍说，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美丽的秦岭南麓，是一个以保护和恢复朱鹮及栖息地环境为主要任务的森林和湿地综合类型的保护区。保护区始建于1981年，2005年7月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37549公顷。
朱鹮保护成功的主要战略是“两手齐抓”，就是在开展野生朱鹮保护同时，积极开展朱鹮的人工繁育和野化放飞。这一过程有三个标志性事件：一是1995年前后野生朱鹮渡过发展极危险阶段，数量超过20只，为开展人工饲养奠定了基础;二是在1990年朱鹮保护区开展了人工饲养和1993年人工饲养繁育技术的全面突破给其它地方开展再引入提供了人工种源;三是从2004年开始,首次在洋县华阳组织开展了朱鹮野化放飞试验,成功放飞人工饲养朱鹮个体23只，为其它地区开展类似活动提供了参考经验。朱鹮人工种群放归项目分别在陕西、河南、浙江和日本等相继实施,放归朱鹮在野外自然繁育获得成功,实现了国家层面从稳步就地保护、人工饲养开始，再到野外放归的良性发展和保护目标。（文/绿色中国融媒体记者 李彬庆 张志国 《绿色中国》2020.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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