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科研未能促使经济增长(上)。
财经版块自由交换专栏象牙塔崩塌，大学如何促使经济增长变缓？近几十年来大学蓬勃发展，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机构现在雇佣了大约1500万名研究人员，而在1980年这一数字为400万，这些研究者每年生产的论文数量是以前的五倍，各国政府也加大了对大学科研的支出。
这种快速扩张的理由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合理的经济原则，大学理应产生智力和科学上的突破，这些突破可以被企业、政府和普通民众使用，这些创意想法被投放在公共领域，所有人都可以使用。因此从理论上讲，大学应该是生产力增长的极好源泉。
然而在实践中，高等教育的大幅扩张与生产率放缓同时发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富裕世界的工人每小时产出每年增长4%，而在疫情前的十年里每年增长1%是常态。即使有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浪潮，生产力增长率仍然疲软，粗略估计每年不到1%，这对经济增长来说是个坏消息。
阿希什·阿罗拉、沙朗·贝伦松、拉丽莎·C.乔亚卡莉亚·谢尔和张汉森(音译)这五位经济学家的一篇新论文认为，大学的迅猛增长和富裕国家停滞的生产力可能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要了解其中原因不妨看看历史。
在二战后的时期，高等教育在创新方面发挥的作用不大，企业在实现科学突破方面有更多的责任。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企业在研究上的投入是大学的四倍，像通讯公司AT&T和能源公司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既有盈利能力也有学术头脑。
20世纪60年代，化工公司杜邦的研发部门在《美国化学学会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比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的总和还要多，大约有10人在贝尔实验室做研究，贝尔实验室曾属于AT&T，他们在贝尔实验室的成果为他们赢得了诺贝尔奖。
大型企业实验室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严厉的反垄断法，反垄断法使一家公司很难通过收购而获得另一家公司的发明创造，因此企业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开发创意。随着企业竞争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放松，企业实验室的黄金时代也结束了。与此同时大学研究的增长让许多企业老板相信，他们不再需要自己花钱搞研究了。
如今只有少数几家大型科技和制药公司有可与过去的杜邦相媲美的研发部门。阿罗拉及其同事发表的这篇新论文以及由大致相同的几位作者在2019年发表的论文提出了一个微妙但惊人的观点：在提高生产力方面以前的大企业科研模式比现在的大学主导的科研模式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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