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光化学家藤岛昭，携整个研究团队入驻上海理工光，当地政府和高校专为藤岛昭筹建了科研平台。日本为什么会放任这样国宝级的科学家到我国发展，我国在重要的科研领域又为何要引进国外的人才？不会担心有间谍混进来吗？

产业之蜜糖，科研之砒霜的政策

日本政府推出的这一整套政策，最主要的是“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日本向来引以为傲的工业。后来其思路被移植到了科研领域，却让科研日渐衰落。

这个“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促使很多老牌的日本企业，尤其像松下、索尼等这样的电子企业，制定出“事业再构筑计划”，在新世纪初期，让这些企业的经营情况有所好转。比如松下电器，2012年度7722亿日元的亏损后，剥离等离子电视、半导体等亏损业务，同时强化了车载电池和高端家电业务，最终在2019年利润恢复至2841亿日元。

这些政策也可以称为“选择与集中”政策，敦促企业选择一些不盈利，或者消耗大的项目进行舍弃，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到优势项目中。这本质上是治标不治本，只是一个临时的补救措施而已，这些坚信科研重大意义的企业，也会在将来重拾这些项目。

然而日政府却只看到了表面上的成绩，不仅没有进一步的规划，还想如法炮制，将这个思路用于振兴日本的科学研究领域。要知道，科研领域投入巨大、产出慢，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更加深重。于是在2004年，日政府开始实行国立大学法人化，即让大学及其科研单位，像一个企业进行运作，校长的职责从主导学术变成了主导经营。

既然学校已经像一个企业了，那么自然就要效率第一，那些不能马上转换成产能和盈利的项目，就会让学校失去活力，不能拖累整个体系，必须砍掉。而资金和人力都流向了好项目，比如像东京大学这样的名校的纳米项目。

而像高知大学这样的中等规模高校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的海洋岩心综合研究中心，专门负责保存和分析深海海底的沉积物“岩心样本”，相关的论文在地球环境科学领域被大量引用，然而该中心的运营费用也只是勉强够用。哪怕是本文所说的光化学泰斗藤岛昭教授，在2005年，被东京大学授予特别荣誉教授，也没能将其项目保住。

自身难保的科研工作者

据《泰晤士高等教育》THE调研，2010年至今的10多年中，日本和亚洲的大学排名情况显示，我国的清华北大排名体现出上升趋势，而日本的东京大学的排名在15,16年左右开始被我国的清北赶超。像规模较小的东北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等的排名差不多要跌出图表了。

究其原因，“选择与集中”政策导致经费缩减难辞其咎。另外这个政策导致的连带问题也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比如说日本高校科研岗位的裁减，导致了人才的大量流失等。

“选择与集中”政策，逼得各大高校像企业一样进行减员增效，这样才能够在拨款审查中表现得科研项目非常“高效”，进而分到更多的预算。因为只保留那些经济回报比较快的项目，而裁掉了长期需要投入而没有收效的项目，投入收益比就在数字上非常好看。这打击了很多有潜力的项目，更严重的是挫败了有冲劲的年轻科学家。

有的高校甚至裁去了1/4的教职员工，终身教职的数量更是大幅减少，许多优秀人才，哪怕是博士后，只能选择成为兼职教员。许多在读的学生面对这样的境况，也纷纷放弃了做学问的梦想，因此从2003年起，日本高校选择读博的人数就开始逐年减少。

日本的JAICOWS问卷调查显示，兼职教员每周上一次90-120分钟的课，年收入不会超过36万日元，如果要过的体面，还需要在几所不同的大学里面打多分工，这样一来兼职就几乎成为了全职，但是收入还不及正式教师薪资的1/5甚至1/10。

近年来新冠疫情对在线授课需求大增，但兼职教师上课的设备还需要他们自费解决。

科研成果被高层窃取

可能读者觉得日本企业会吸纳一部分的科学家博士后，所以日本的电子企业才可以在上世纪80、90年代独领风骚，黑科技层出不穷，即便是苹果教父乔布斯，当年也花了重金购买日本的存储器专利，才有了跨时代的ipod播放器问世。

然而现实要残酷得多，一方面由于“选择和集中”政策的实施，日本企业的研发能力、工匠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企业对产出慢的研究人员需求量大幅减少，另一方面日企业中，研究人员夜以继日产出的成果也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还有过河拆桥，掠夺成果后抛弃研究者的丑闻。

其中一个故事发生在2014年诺奖获得者，中村修二的身上。

中村曾是日亚化学（现LED照明器件的龙头老大）的普通技术员，由于公司不重视产品的研发，他研究的蓝光二极管一直被公司高层鄙视，中村就远赴美国继续研究，在公司和美国同行的嘲讽下，最终还是研制成功。回到公司后，高层明里贬低研究成果，暗里却用公司名义申请了专利。盛怒之下中村于2004年起诉日亚化学，最终胜诉，并且于10年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村研制的蓝光二极管，可以说是继爱迪生以来，照明方面的又一次革命性的创新。他的遭遇虽是为数不多的个例，但发生如此不耻的事件，其原因可以追溯到日本企业文化中，过于强调集体而忽视个体的顽疾。企业中，代表创新的年轻一代被老化的体制和群体所束缚，所以被高校排除在外的科研人员也很难在企业继续科学事业。

对于抱有崇高科学理想和抱负的科学工作者，只能考虑去国外发展，传统上日本的科研人员，去欧洲和美国是比较常规的操作，不过近年来，他们还有了另外一个选择，那就是中国，其实之前提到的LED发明人，中村修二也在2016年到我国深圳的中光工业技术研究院入职，开始研究下一代的激光照明技术。

总的来说，在日政府对科研越来越不利的政策背景下，原本就陈旧落后的企业文化共同导致了人才流失海外的严重后果。而我国则在很多方面都对人才非常友好。

我国有长远的发展眼光

在藤岛昭教授来华发展的消息公布后，日主流媒体《朝日新闻》其实是力挺这位科学家的，因为大众对政府留不住人才早就有怨言。但日网友也有以“卖国贼”来攻击这位科学家的。他们对我国的认知，似乎还停留在以前，而无视我国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和超前的理念。

如今我国已经今非昔比。比如我国在高铁技术上，已经和日本不相上下，甚至还制定了大部分的标准，不得不说我国已经完成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蜕变。

近年来同美国的贸易战中，美国低估了我国产业的综合实力因此造成了巨大损失，只能在尖端科技上进行打压。比如中兴事件中，用芯片来卡我们的脖子。类似事件在不断得向我们敲响警钟，鞭策我国更进一步加快了在高精尖领域的追赶速度。这样的压力下，必须做出长远的规划，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高速发展需要有识之士

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国家，人均GDP还刚突破1万美元不久，离人均2万美元的低等发达国家标准还差不少，所以各行各业急需产业的升级，让先进的技术替代落后的生产方式。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有学识、思想进步的人才。

尽管我国能够提供给国外科学家的薪酬不算很高，但项目预算很充足，对于怀抱科学梦想的人来说，已经足够了。到2017年止，已经有8000多位日本科学家入驻我国各大研究机构。

引进这么多国外的人才，尤其是日本的人才，我国网友也不由得担心“国家安全”问题，有人怀疑其中混杂着间谍。对于经历过惨痛抗战的我国，确实有理由这样多长一个心眼，毕竟日本的右翼势力还在蠢蠢欲动。

不过从历史上看，我国一直采取了有条件包容的策略。比如改开时期，允许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其他所有制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如今我国也会严格审查外籍科学家，只要专注学术、谋求共赢，都会为其大开国门。

藤岛昭教授其实在入驻上海理工之前，就在我国有过非常成功的合作项目，比如北京鸟巢体育馆的外层涂料，就使用了他的团队研制的光催化配方，使得外墙可以在没有人工清理的情况下，长期保持清洁卫生。

对有意合作敞开大门

早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在中日优化建交的背景下，藤岛昭与我国研究化学领域的专家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个人之间的友谊也日渐深厚。他初到我国的时候，也曾经担心几十年前的战争会让我国民众对日本人另眼相看，但是他却被我国研究所的诚意所打动，因为当时我国基建落后，所里专门为他申请了一辆车上下班。

他也为我国培养了约38位专业人才，其中有3位成为了我国的院士。他在生活上，与学生相处融洽，亦师亦友。比如他自费在东京大学买了4个单间给中国留学生用，就是为了让学生可以静下心来做学问。这样的关爱，简直就像一家人一样。

在这些留学生中，有一位前几年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的江雷，在藤岛昭教授的引荐下，去了神奈川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现在江雷也是我国相关领域的权威。对于这位贡献杰出、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为这样致力于科研与合作的团队搭建平台也合乎情理。

作者：热达达 校稿：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