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大力推进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到底有哪些经验和亮点？又有哪些主要特点，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年初，四川省委党校教授郭祎，在收集整理分析了15个副省级城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的基础上，发表文章专门论述了“社区治理现代化：党建引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优化”，对上述问题作了一定的回应。
15个副省级城市的“亮点”
基层实践是顶层设计的源头活水，总结梳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经验，尤其是归纳党建如何引领社区治理的模式创新，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理解和把握“引领”的内涵与新时代要求。
15个副省级城市，是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阵地，近年来，他们深入开展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在维护稳定、服务居民方面作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涌现了许多亮点（仅以城市某个典型社区为代表）：
沈阳于洪区碧桂园社区，构建以社区党委、网格长、网格员和楼长为主体的四级睦邻党建网络。
大连辛寨子街道魅力社区，构建社区党支部、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三方联动的“红色管家”党建项目。
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创建“四级”社区党建网络工作体系和“三长”社区管理体系。
哈尔滨道里区抚顺社区，创建“居民点单、社区交单、单位下单、党员接单”的共建服务清单。
南京江宁区托乐嘉小区，创建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方联动”机制，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公司三方以联席会议的形式共治。
杭州下城区全城社区，创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十项长效机制”，含领导干部“包街走社”机制、社区党员“包楼联户”机制、在职党员“报到服务”机制等。
青岛城阳区全城社区，构建“街道党工委-大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党员”四级治理体系，细化网格党支部(党小组)的职责任务。
济南天桥区宝华新居社区，“红色睦邻”党建品牌:创建了“一圆六方”治理模式。所谓“一圆”是指社区党委，“六方”是指基层党支部、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居民代表、社区综治办、物业公司。
宁波海曙区全城社区，全面推进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活地图”，建立“一社区一档”的社区治理档案，推动服务精准对接、资源高效利用。
厦门湖里区金海社区，打造便民服务围、升级红色朋友圈和深化企业经济圈的社区治理的“三圈模式”。
武汉唐家墩街西桥社区，搭建小区治理“月月谈”议事平台。每月确定一个小区，选定居民最关心的突出问题，圆桌集体讨论、卡片广征解法，最终形成决议，充分挖据下沉党员能力资源，将决议落地落实见效。
成都青羊区清源社区，“三强、三化、三感”治理模式:“三强”即强组织、强基础、强细胞，分别代表着要充分发挥社区党委引领示范作用、下属支部的战斗堡全作用和社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三化”即群团组织社区化、社区居民自愿化、社会组织专业化:“三感”即群众归属感、幸福感、获得感。
西安高新区枫林绿洲社区，采取“党建引领 志愿服务”工作模式，成立以党员为支撑、社区骨干居民协同配合的“星火之家”党员志愿服务队、医疗保健志愿者等队伍。
深圳龙华区北站社区，启用“党建引领社区'智’理”平台，在北站社区建设全区首个社区智慧指挥中心，发挥党群服务、事件分拨、数据共享、应急联动等功能。
广州番禺区奥园社区，构建“六位一体”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机制:社区党委、开发商、居委中心党支部、物业党支部、业委会、社区生活服务组织。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基本特点
“要鼓励基层大胆创新、大胆探索，及时对基层创造的行之有效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进行总结和提炼，不断推动各方面制度完善和发展。”
为了增强研究对象的可比性，郭教授特别选取副省级这一城市层级为实践参照。从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亮点来看，党建引领作用的发挥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其一，党建引领在于做好“一核多元”的“主题文章”，无论是业委会、物业公司，还是社区各类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社区治理全过程，其核心都是社区党组织，政治功能始终是第一位的要求；
其二，党建引领在于做实“一个需要”的“目标文章”，这个需要就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就是及时回应社区居民需求和期盼，大力建设服务型社区党组织；
其三，党建引领在于做长“一支队伍”的“关键文章”，这个队伍就是以党员干部为主要代表的社区工作者群 体，从15个副省级城市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探索来看，只有党员干部切实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社区多元主体的参与和互动。
当前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尽管这15个副省级城市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模式探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受制于理念认识、物质条件以及制度配套等方面因素，各地探索的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经验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从当前工作的实际来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尚有一些有待提高的空间。
一是融合不够。一些地方的社区党建工作浮在面上，“盒子档案”一大堆，但作用发挥“两张皮”，如同“油水关系”，难以真正深入社区群众的生活和解决实际问题。
二是虚多实少。一些地方的社区党建工作往往习惯于停留在口号层面，好像“面子工程”，调门很高而落地不多，社区治理既缺乏组织载体，又缺乏场地和经费支持。
三是包办太多。一些地方的社区党组织职能缺乏清晰的边界， 如同“住家保姆”，什么事都干而没有重点，对于如何发挥领导作用而非“替代”作用缺乏战略思 维和制度规定，党组织参与具体事务过多，面面俱到、不堪重负。
四是办法不多。一些新建的商品房小区内的党建工作难以开展，小区“隐形党员”“口袋党员”多，一些老旧小区的老年党员偏多、青年党员少，组织活动缺乏吸引力，也就难以真正发挥组织功能，从而难以引领社区治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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